清朝乾隆年间的一场诈骗案

这个故事发生在清朝乾隆十七年。一天清早，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闯入广西苍梧县衙正堂，跪下来告状。县令李文正见状，让他慢慢道来。原告抬起头，呈上状子，声泪俱下地说：“我是余阿吕，家住西门枥木桥，告前街米店店主邱以诚赖账不还，还辱骂我。邱以诚在康熙五十九年借我父亲三百两白银，现在我拿着邱以诚亲手写的借据来讨债，他却不认账。现在借据在此，希望大人给我做主。”

李公问：“三十二年前的债务为什么现在才追讨？”余阿吕回答：“我父亲当年是商人，邱以诚向我父亲借钱经商，我还小，不知道这件事。雍正七年，我父亲不幸去世。我继承父亲的事业，一直做下来，最近生意亏损，我母亲想起借出的白银，从箱底翻出当年的借据，让我去找邱以诚要回欠债。”

李公让差人递上借据，并传邱以诚到案。邱以诚五十多岁，一进堂，就跪下来。李公大声喝道：“你为什么赖账辱人，从实招来，以免受罚。”邱以诚听了原告的诉说后，大声辩解：“我过去虽然和他父亲有交往，但从未借过他父亲一文银子。前不久余阿吕向我借了三百两银子。我经营小本生意，哪有这么多银子借给他，他就生气地离开了。现在他却说我欠他家三百两银子，这完全是诬告，请大人明断。”余阿吕在旁边骂他狡辩，邱以诚反驳余阿吕故意欺骗。

李公一时难以决断，便告诉邱余二人先回家，等他做出判决再传他们到庭。李公退入后堂，喝了口茶，拿起借据反复思考，沉思良久，又查阅《康熙字典》和雍正年间的历书，突然大腿一拍，哈哈大笑：“这是伪造的借据，骗不过我。”

第二天升堂，传来邱余二人，李公对着余阿吕厉声喝道：“大胆的刁民，你为什么诬告良民，快快招来。”余阿吕抵赖道：“我有证据，怎么说是诬告？”李公说：“借据是伪造的。”余阿吕吃了一惊，随即冷静下来：“大人，你从何说起？”

李公冷笑道：“借据上借债人邱以诚的‘邱’姓，原本是没有‘阝’旁的。直到雍正年间，雍正帝为了避讳孔夫子，才开始给‘丘’姓加上‘阝’旁，成为今天一直使用的‘邱’，当年的历书记载了这个‘忌讳’。如果这张借据是康熙五十九年写的，那么‘邱’姓应该写成‘丘’字，而不是‘邱’字，可见这张借据根本不是康熙年间写的，而是后来伪造的。”余阿吕无话可说。

李公追问伪造借据的人是谁，余阿吕还想死扛不说，李公便命令打板，余阿吕只好招供。原来，余阿吕从小就好吃懒做，长大后沉迷于吃喝嫖赌，又不擅长经营，最终导致家破人亡。余阿吕便向他父亲的旧友邱以诚借了三百两银子，说是要重振家业。邱以诚一方面气愤余阿吕的无能，另一方面自己又拿不出这么多银子，就给了他一顿教训。余阿吕借不到银子，反而被训斥，非常愤怒，于是决定讹诈邱以诚。余阿吕有一个朋友叫朱阿良，他擅长模仿他人的笔迹。余阿吕找到邱以诚的笔迹，与朱阿良串通，伪造了这张借据，希望通过这个计划来骗取三百两银子。谁知道阴谋败露。李公传讯朱阿良，朱见余阿吕已经招供，不敢隐瞒，也如实招了。李公命令将两个犯人枷起来，待后续处理，宣布退堂。邱以诚感激李县令的明断，叩头拜谢后离去。